黑色幽默这剂药，能让悬疑剧“回春”吗

近两年，悬疑剧创作常被批评“过于沉重”，令观众感到压抑。这种“沉重”并非指其基调，而是指一种程式化的“深刻”：故事背景常设定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，反复探讨时代创伤和社会失序成为套路。地域设定也趋于刻板，东北被描绘成天寒地冻的工业衰败景象，西南则笼罩在潮湿阴郁之中。案件的长期悬置则成为制造“宿命感”的捷径，叙事也常在不同时间线间跳跃。这种模式化的“深刻”导致了观众的审美疲劳。

为了摆脱“沉重”的困境，曾经为大银幕犯罪片注入活力的“黑色幽默”元素，如今被悬疑剧创作者视为实现“轻盈化”的主要途径。

近期播出的《低智商犯罪》和《迷墙》等悬疑剧，都以黑色喜剧手法构建了荒诞的叙事。正在热播的《悬案》，虽然改编自真实案件并侧重纪实风格，但在首个单元《珠宝行抢劫案》中，也巧妙地融入了黑色幽默，为故事增添了“苦涩的笑料”。

从观众的反馈来看，黑色幽默确实帮助悬疑剧打破了以往“苦大仇深”的形象。其内在的玩世不恭态度和对意义的消解，提供了一种“刚需”的情绪价值。然而，对黑色幽默悬疑剧的全面认可尚需时日，它能否真正带领悬疑剧走出同质化困境，仍有待进一步观察。

用“笑”来颠覆推理的逻辑

作为网剧类型化发展的重要分支，悬疑剧已成为国产剧中的主流商业类型，并经历了近十年的快速发展。

在此之前，涉案题材国产剧主要以公安刑侦剧的形式呈现。这类剧集以警察的办案智慧和坚定意志为核心，擅长通过改编真实案件来展现一线刑侦工作的细节，以其强烈的纪实感吸引观众。悬疑剧确立类型地位后，涉案题材得以从罪犯视角切入故事。经过多年的发展，国产悬疑剧已演变出本格推理、社会派悬疑、家庭悬疑、女性悬疑等多种风格。

无论从哪个视角切入，或属于何种风格流派，悬疑剧的基本要求都离不开一定程度的“可推理性”，即证据、线索与真相之间的因果关系，构成了世界观的逻辑性。换言之，观众应能依据故事提供的线索和观察，推断出真凶及其动机。

一部悬疑剧的风格往往与其可推理性紧密相关。

如果将可推理性最大化，创作出的很可能就是逻辑至上、追求解谜乐趣的本格推理剧。当创作者引入社会层面的不可抗力，使得真相难以推导、正义难以实现时，便可能诞生社会派悬疑剧。若真相的不确定性更多源于家庭伦理和性别关系，则形成了家庭悬疑或女性悬疑剧。而黑色幽默悬疑剧则往往将可推理性降至最低，其喜剧性在于颠覆因果律、消解逻辑，旨在将观众从意义的重压中解放出来，因此会在线索与真相之间填充大量巧合、误会和意外。

《低智商犯罪》是一部在黑色幽默方面探索较为彻底的悬疑剧。

其情节主线围绕着一次意外的“下派”展开：因一起被证明不存在的警察谋杀案，省局的“边缘人物”张一昂被派往三江口警察局。在案件侦办过程中，运气不佳的张一昂却突然“锦鲤附体”，言出必中，甚至在无意中的表达也能被下属领会并推动工作。凭借这种误打误撞，他意外地牵扯出当地盘根错节的恶势力，并最终借力打力将其一网打尽。

从可推理性角度审视，《低智商犯罪》几乎无法进行推理。剧中许多关键情节的因果逻辑，都建立在极端的偶然性和随机性之上。

例如，让张一昂“开局立功”的通缉犯抓捕案，他本是为自证清白而追查外卖员，却意外诱使她的通缉犯丈夫自投罗网。作为关键证物的限量版手表，本已被嫌疑人丢弃在货运火车上，却被扒火车的文物贩子恰巧捡到，并在后续侦办中被警方发现，成为破案的关键。一对“敬业”的笨贼，在精妙的理论指导下屡次锁定最佳劫案目标，却总在阴差阳错间功亏一篑。

然而，《低智商犯罪》的荒诞感和喜剧性恰恰蕴藏在这种不可推理之中。这是一种对人类主观能动性的讽刺与嘲弄，是对世界混沌和无意义的强调。在悬疑剧中，只要这种讽刺主要指向那些机关算尽的犯罪嫌疑人，观众便能轻松地开怀大笑。

幽默的尺度，决定了其成败

黑色幽默与悬疑剧的结合，并非只有轻松的一面。

黑色幽默的笑声往往带有苦涩，它源于对残酷现实和弊病的痛恨与无力感，其中蕴含着难以言说的深沉痛苦。从根本上讲，它需要解构一些约定俗成的、高高在上的事物，才能实现情绪的释放。其喜剧性总是与讽刺性相伴而生。

例如，《低智商犯罪》中对外表与内在截然不同的地方官员方庸的刻画，极具讽刺意味。通过这个角色，创作者大胆解构了官员的社会表演。方庸表面上骑着破旧自行车上班，从不应酬，还定期捐款做慈善，但私下却大肆索贿，家中收藏价值连城的古董。他扮演的清廉形象太过成功，甚至让妻子因无法忍受“清贫”而选择离开。而正是他精湛的演技，让上级深受感动，决定调他去省城闲职养老。于是，他急于在离任前大捞一笔。可以说，没有对方庸夸张、极端的塑造，《低智商犯罪》的喜剧性和现实批判性将大打折扣。

再如《低智商犯罪》中的张一昂，这个角色虽然讨喜，却也带有讽刺意味。与以往悬疑剧中精明能干的警察不同，张一昂在成为“锦鲤局长”之前，是一个被刑侦队伍边缘化的倒霉蛋。他喜欢“吟诗”，不仅是为了增加趣味性，也反映了他面对生活困境的无力感。当现实中的障碍多到无法改变时，他选择以一种玩世不恭、有趣的态度来面对，这正是张一昂最能引起观众共鸣之处。

此外，并非所有悬疑故事都能容纳过多的讽刺。悬疑剧的类型契约建立在对公理和秩序感的渴望之上，其底层逻辑在于为现实世界提供道德慰藉：好人有好报，正义终将战胜邪恶，公权力会保护普通人。这一底层逻辑不容解构，也因此限制了黑色幽默在部分悬疑故事中的发挥空间。

以《迷墙》为例，该剧讲述了一位中年男子意外从二手别墅的墙中发现巨款，并由此经历了一段跌宕起伏的人生。剧中对主角余鸣的塑造显得有些束手束脚，也因此受到观众批评。如果严格遵循“好人有好报”的道德原则，他应立即报警，故事也随之结束；如果让他暗中转移、洗白巨款，虽然有讽刺意味，但却偏离了正义和秩序。剧组最终选择了折中方案：让余鸣先是愚蠢地高调炫富，借鉴了《百万英镑》中财富能自我增值的讽刺；随后引入各方势力，上演绑架闹剧，最终将故事导向了委屈的好人终获好报的大团圆结局。

余鸣形象的摇摆不定，本质上是悬疑与黑色幽默的相互博弈。一方面需要主角面对一笔缺乏道德依据的横财，另一方面又要让他在嬉笑怒骂中全身而退。这种叙事上的“贪心”，最终导致角色沦为左右摇摆的傀儡。

尽管黑色幽默为悬疑剧创作提供了一种摆脱意义重压的可能性，但并非所有涉案故事都适合用解构的方式呈现。

对于改编自真实大案要案的悬疑剧，黑色幽默可以作为点缀，但涉及对公安干警的塑造和严肃的侦办过程，则不应随意解构。同样，那些聚焦个人与家庭创伤史的悬疑剧，也很难在解构的狂欢中与现实建立有效联系。

当前，观众对悬疑剧程式化的“深刻”已感厌倦，黑色幽默悬疑剧以其玩世不恭的态度提供了情绪的宣泄口。

然而，我们也需警惕黑色幽默和解构本身成为悬疑剧新的同质化陷阱。毕竟，仅仅解构而缺乏建构是危险的。当崇高的事物崩塌后，如果缺乏新的意义及时填补空白，不安与偏见便会趁虚而入。在悬疑剧乃至更广泛的涉案题材创作中，回应观众对公理与秩序的渴望，始终是那块不可解构的创作基石。